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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念驰 祖父不需要刻意纪念

2019-01-29 14:31:43 来源:亚汇网 作者:斯嘉丽 打印 字号:  

章太炎之孙章念驰(图/雍和)

章太炎长孙章念祖与孙女章念靖(图/章太炎故居提供)

  章太炎有3个女儿、两个儿子。3个女儿为原配王氏所生,她们名字的读音都令人非常头疼:章 (l ),章叕(zhu ),章 (zha )。王氏去世后,章太炎于1913年和汤国梨结婚,生下两个儿子,长子章导,次子章奇。

   章导和章奇,一个从事土木工程,一个学了化学,都与乃父名世的学问不沾边。次子章奇1948年去了美国,单身无子,目前已近百岁高龄,在美国的养老院颐 养天年。长子章导与母亲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,5个子女也在红色中国里成长,他们分别是:章念祖、章念辉(女)、章念驰、章念靖(女)、章念翔。

  3个男孙只有一个儿子,已经快50岁,单身至今,并无子嗣。从传统理念上来看,太炎的直系后裔,戛然止于曾孙一辈。

  章太炎孙辈5人,志业各异,只有章念驰从事的工作与祖父最接近。他出生于1942年,1978年起进入上海社科院,从事近代史研究兼《章太炎全集》的整理出版工作,此外还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,是上海市政府参事,至今仍在工作。

在这位七旬老人身上,能感受到久违的大家礼仪:我们在楼下按响门铃,老人即伫立电梯口,静候来客;访谈间隙,尽管坐得有数步之隔,他挪动并不轻便的身躯,走过来为我们的茶杯倒满开水,临别时坚持送到电梯口看着我们进电梯……

东亚问题研究是他的职业,也是兴趣。对于当下热门的钓鱼岛、南沙等问题,他有自己的看法:“我们讲钓鱼岛问题,讲南沙问题,不是从国际法跟国际政治的角度去讲这些问题,都是从历史去讲: 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。 我们从这一点来捍卫这个领土,来演绎这个领土的意义。这个逻辑在西方是行不通的。”

职业工作之外,他最关心的还是近代史、祖父章太炎。

“我们生活在一个他无处不在的家庭里面。祖母很长寿,将近一百岁,在我四十多岁以后、1980年才去世。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熏陶而来的。家里每间房里都是藏书,到 文革 还维持,还有5个客厅。”

这个拥有5个客厅的家,就是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的住所。章太炎1934年从上海正式移居苏州,开办太炎国学讲习会,讲学和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有一个院子,以及一个大花园——当然,现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。

覆巢之下无完卵

幼时,每一个到来的长辈,都跟章念驰说起他的祖父。所有话题都从章太炎展开,谈其著作、活动,一切一切。自懂事起,章念驰就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祖父。这种影响并未被新的教育方式取代。在那个年代,他成了“不可以教育好的孩子”。中学毕业的时候,章念驰的毕业评语写着:“政治立场模糊,家庭影响不轻。”

特殊的身份,如此沉重的评断,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困扰,荒废了读书治学宝贵的光阴。

章门弟子朱希祖的儿子朱偰也有类似经历。建国后,朱偰任南京大学教授、江苏省文化局局长。他是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,但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文章。

“像《金陵历史考》这些东西,没有人超越他。”章念驰说。

“朱偰的诗词比闻一多他们都要好得多得多,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学。道理很简单,他从小在他父亲身边长大,父亲平时灌输他的东西、诗词文学,自小耳濡目染。一个人三四岁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传统的诗词的话,自然而然长大以后会念会作。”

他话音一顿:“朱偰对于保护南京的历史界做了很大贡献,不亚于梁思成。最后为了这问题他被打成右派了。后来 文革 的时候自杀了。遗言说:我没有错。”

章念驰感慨:“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。”

覆巢之下无完卵,章门弟子的后人不能幸免,章太炎的后人更不在话下。

首当其冲的还是章太炎。章太炎1936年在苏州去世后,国民政府承诺为其举行国葬,但由于日军侵华,不了了之,家人把他草草葬于苏州家中的后花园内。苏州沦陷后,日军闯进章宅,看见新墓,疑有陪葬宝物,要强行开挖。留守的老家人奋起阻止,遭到日军毒打。后来一个日本军官赶到现场,得悉是章太炎的墓后,喝退闹事士兵。

数日后,这位军官还前来祭奠一番,在墓旁立下一根木柱,上写“章太炎之墓”。从此之后,再没有日本士兵来此骚扰。

1955年,章太炎被迁葬至杭州西湖边上,与抗清名将张苍水之墓毗邻而居。“文革”期间,红卫兵一边欢呼着将章太炎封为“法家”、“最革命派”,一边将章墓夷为平地,将其遗体曝于荒野,一口楠木棺材也被劫走。

1971年,风雨飘摇,周建人路经章墓,看见满目疮痍,老泪纵横。久久伫立后,说:“我相信,我们的民族是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父亲章导自1949年之后,就一直被进行“无休无止的劳改”。章念驰在上海求学、工作,大部分时间不能与他见面。

谈起那段经历,章念驰意寄沉慨:“ 文革 的结束,我们比别人更加懂得什么是种族歧视,什么是宗教信仰,什么叫家庭的影响,这些东西我们比任何人更懂得。当你被划为异类的时候,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。当这个时候你懂得路是靠自己去走的,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。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:你没有权利休息,你没有权利不努力。”

所有知识分子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,章念驰都品尝过,甚至更重,因为祖父是“资产阶级革命家”。

“我们不愿意再去谈这些事。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。中华民族自己翻过了这段历史。但这段历史会不会重演呢?还是会的。 文革 重演也不奇怪,再来一次也照模照样,完全有这种条件——如果我们不记住历史的话,历史是很快重演的。”

他明确表态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,但多次欲言又止。他记住了历史,也记住了要往前看。

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

1978年,章念驰进入上海社科院,主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。对于他来说,看近代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,因为那“简直不像历史”。这种痛苦延续到了今天。

“《辛亥革命》这部电影,拍到章太炎,说他因《苏报》案被关在牢里,当他听到要被释放时,高兴得唱起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来,表达了他无限兴奋的心情……把章太炎变成那么一个浅薄的、投机钻营的、非常在意自己得失的人。这是非常悲哀的。一百年来,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、研究,下降到如此的水平。”

章念驰的悲哀不无缘由。即便是学者的研究,也把更多精力、更多赞誉放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上,而不是章太炎的光复会。

“毫无疑问,在如今,被肯定的是同盟会,它是正宗,是孙中山的代表,今天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,我们还要统一战线,还要统一台湾,还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。有巨大的政治需要,有一大批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。”

在章念驰看来,对于同盟会和光复会在历史上的关系与贡献,很多人“说不清”。

“辛亥革命100周年时,稍微可以说一点陶成章是被蒋介石谋杀的,这是辛亥革命90年、80年、70年时不敢说的话。而100周年时,人家开始说,宋教仁也是被他们(陈其美)杀死的。开始把真实的历史还原。但我们搞历史的,没人不知道是陈其美杀死的。我们不至于傻到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。陈炯明炮轰所谓的元帅府到底是怎么回事,现在出现了一些文章为他平反,来纠正历史。但是声音是很微弱的。”

对于从事祖父的研究工作,他一再强调自己是“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”,希望做到“断感情、汰华辞”——这也是章太炎自诂经精舍时代起就建立的宗旨。谈话当中,章念驰极少称“我的祖父”,而是径直说“章太炎”。

这个“陌生人”的最大心愿,就是希望能把祖父的全集补齐。4年前他中风一次,“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”,就把台湾问题的研究搁在一边,全力投往祖父全集的编辑工作上。

中风之前,他朝乾夕惕,要求自己每晚工作读书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,不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就不心安。他着重提到,自己一步步通过考核成为教授,是上海市政府参事中惟一没有大学学历的人。如今身体状况不允许熬夜,他觉得“很惭愧”。

关于维新与革命,这位革命家的后裔完全不同意“君主立宪能促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英国”的观点。他承认,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受了各种革命的副作用,变得讨厌革命,但原因恰恰是人们对于那一段革命史并不熟悉,不清楚他们的理念,理解不了当时士人对晚晴政府的失望,无法感受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悲情。

革命与维新,并非绝对不可变易,要看其是否具备时代合理性。在章念驰看来,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,行的就是维新,在当时的情形下,比采取革命手段要好,这跟晚清的革命一样,都具备历史的合理性。

“写这段历史,不容易,很难。”

没人比鲁迅更了解章太炎

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,是鲁迅晚年最后的文章里对乃师章太炎的评价。这个评价被很多人引用,成为经典。

鲁迅未必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。新近出的《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》,辑录了章氏在东京讲授《说文解字》时,弟子钱玄同、朱希祖、鲁迅三人的笔记,其中记得最好的是钱玄同,其次是朱希祖。章念驰说,“记得最没有功力的就是鲁迅,因为他不是研究这个的。”

章太炎的学问植基于小学(文字、音韵、训诂),仅是一部《说文解字》,他就读了72遍。在《苏报》案庭审现场,他曾利用小学素养把自己骂光绪的“小丑”二字解为“小孩子”、“小东西”,令法官瞠目。

但在章念驰看来,这并不影响鲁迅对章太炎的理解。鲁迅对老师的这一评价,有其深意。当时的国民政府,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光复会、章太炎对革命的贡献,于是强调他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,把他定位为一个学术上的大儒,否定其革命贡献。

这种背景下,鲁迅执笔为老师辩诬。“为什么鲁迅一生很少赞颂孙中山,为什么鲁迅一辈子不原谅蒋介石,这都跟他和老师的经历有关……一部革命史变成了一党党史,这是最大的悲哀。”

自然,谈到章太炎,不能不谈到孙中山。章念驰说,“孙中山跟其他所有人拍的照片,都是坐在中间的,从来不会让在边上。但只要跟章太炎坐在一起拍照,都是章坐在中间,孙坐在旁边。孙中山一生的著作从来没有请其他人写过前言序言,但是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。”

章念驰之语并非虚言。辛亥之前,章士钊曾编写《孙逸仙》一书,他说:“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。”孙本人20世纪初期在日本,也并不受留学生、华侨的待见,其间偶然来往的人,对孙也总是“觉得奇怪,要来看古董,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”。因《苏报》案被囚的章太炎为此书撰写题辞。而孙中山自此“一经品题,声价百倍”。

在当时最上流的知识精英中,康、梁把孙视为陈胜、吴广般的草莽,不与同流。有了章太炎和章士钊的追捧,孙中山才得以声名鹊起。不过,正如余英时所言,在革命后期,孙中山变得更加重视会党人物,对于革命早期的知识精英,则渐渐疏远。

尽管分歧多多,孙中山病危时,深谙中医的章太炎还曾焦急地为他开了个药方,但为时已晚。孙中山逝世后,章太炎希望能为其写墓志铭,认为“其墓志铭唯我能胜,亦只有我有资格写”。这一意愿因遭到蒋介石反对而作罢。

孙中山去世后,国民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尽管还存在,但已远逊此前。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没收章太炎祖屋的一个“远因”。

我们后辈都是庸才而已

日本学者河田悌一称章太炎为“否定的思想家”。这大概是除了世俗层面的“章疯子”之外,章太炎的另一著名“标签”。章太炎在那个时代的学人中显得“摇曳多姿”:反儒,反立宪,反代议,反袁世凯,反国民党,反北洋军阀,反共,反白话文……

章念驰说:“作为一个思想家,他是很可悲的。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意味着他要超越一般常人,而超越一般常人首先需要看到一个新生事物一些负面的地方。所以他的特点就是早上还在歌颂新的主义的时候,晚上就已经开始反对这个主义后面一些阴影的东西。”

“往往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,没有大的思想家是一贯如一的。”

记者追问:“太炎的各种反对背后,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理念或立场?”

章念驰承认,这是他觉得祖父有所欠缺的地方,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,“他们赞成一种新的主张有余,反对负面的东西也非常充分,但他们建立新东西的能力是不够的。在反对一个旧东西的时候,提供一个新的思想、一个新的逻辑和背景,他们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就这一点,他希望为祖父说上两句,似乎也显得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。

即便如此,章念驰还是很自信,认为章太炎是不需要刻意纪念的,因为自然会有人纪念他。在他眼中,没有人比祖父章太炎更爱这个国家,“爱这个国家的文化,爱这个国家的人民;在学问思想上,章太炎是一座富矿,取之不尽。”

“大师以后没有大师,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。一棵大树底下,多少个时代,都再也长不出一棵大树,余荫之下不出大树。所以我们后辈都是一些庸才而已。”

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主持的“国学大师”评选中,入选的蔡元培、鲁迅等人,是否具有“国学大师”的能力,都有争议,惟独章太炎最无争议。章太炎殁后,最有能力继承其学问的黄侃,因为早逝,未能留下专门著作;其次是钱玄同,然而却早早“背叛师门”,成为“疑古君”。其余的弟子如朱希祖等,虽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,然而均未能在气象上逼近章太炎。

至于今人,则更是自郐而下。

曾有博士生因为要做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来拜访章念驰。对于章念驰来说,和博士生交流,显然比接待媒体朋友更舒心,媒体总问些幼稚皮毛的傻问题,更关注那些奇闻轶事。

章念驰说,这些博士生做的论文都很像样,不过,“他们最后都变成了第二个章太炎,疯疯傻傻的章太炎。”

“怎么讲?”

“他们大致上不会有什么手段去争点小权,因为章太炎的学问太深了,要他耗尽所有的精力和能力,所以他们思想是很富有的,著作是非常受人尊敬。但是呢,普遍就是穷书生。唉。”

 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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